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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隋炀帝为什么宁可困死江都也不回关陇贵族的老巢?》一文中,三解简单介绍了隋炀帝的战略选择与突厥之间的关系,其中也涉及到了高句丽,有朋友说希望能够详细讲讲隋炀帝三征高句丽的问题,尤其是,他为什么这么执着?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了解“高句丽”的“发家史”。

高句丽国公元前37年建国(《好太王碑》记载),公元668年被唐朝灭亡,享国705年,历经西汉、新莽、东汉、曹魏三国、西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隋、唐这半部中国朝代表,其起点,其实只是西汉王朝玄菟郡所辖的一个“土官”。

《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记载:

汉时赐鼓吹技人,常从玄菟郡受朝服衣帻,高句丽令主其名籍。后稍骄恣,不复诣郡,于东界筑小城,置朝服衣帻其中,岁时来取之,今胡犹名此城为帻沟溇。

 

称“令”自然也就是个县级建制,连“国”都不是,应该就是边郡所任命的“土官”,而等到新莽时,征高句丽人伐匈奴不果,反而杀死了官吏,王莽就诱杀了“句丽侯驺”,可见此时有所提升,成了“侯国”。

直到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2年),高句丽第一次遣使朝贡,声称自己被王莽降“高句骊王”为“下句骊侯”,汉光武帝也没当回事,“复其王号”,这算是高句丽称王的伊始。

自这次朝贡之后,公元32年至666年间的643年,高句丽向中原历代王朝朝贡总计205次,其中,32年至423年的391年时间里,朝贡仅17次,平均23年才发生一次。而423年至666年的243年里,共朝贡188次,平均1.3年一次。

要知道,在古代中国的“宗藩体系”之中,朝贡的频次,意味着在“藩属国”中的排序和重要性,推而广之,也代表着在整个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地位,而在中原分裂的特殊时期,则又凸显着“正统”的身份游移。

高句丽的“朝贡史”恰恰是这一常识的真实写照。

在前半段的391年里,又应该分为两个阶段,即东汉治世下的100多年间,高句丽虽然称王,与汉王朝的官方关系,主要仍是面对“玄菟郡”这样的郡级地方政府,尽管其不断扩张,却仍旧属于东汉的“编户齐民”范围。

见《汉书·地理志》:

玄菟郡,武帝元封四年开。高句骊,莽曰下句骊。属幽州。户四万五千六。口二十二万一千八百四十五。县三:高句骊,辽山,辽水所出,西南至辽队入大辽水。又有南苏水,西北经塞外。上殷台,莽曰下殷。西盖马。马訾水西北入盐难水,西南至西安平入海,过郡二,行二千一百里。莽曰玄菟亭。

 

可见,“高句骊”为玄菟郡三属县之一,尽管东汉的玄菟郡治和郡境不断向内迁移,这个时期,高句丽尚不足以称为一个区域性的政权,最多就算是一个“属部”。

不过这个“属部”并不安分,在东汉殇帝、安帝年间,就已经开始对辽东郡、玄菟郡进行军事袭扰,甚至能够击败地方汉军的讨伐,但是其实力一直到天下大乱的汉末,哪怕面对辽东一隅,仍旧属于弱势。

见《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

建安中,公孙康出军击之,破其国,焚烧邑落。

 

这次打击,促成了高句丽的一次分裂,不过当中原进入曹魏时代,238年,司马懿领兵平灭割据辽东的公孙氏政权,给了高句丽一次扩张的良机,不过,仅仅6年后,蠢蠢欲动的高句丽再次遭到曹魏幽州刺史毋丘俭的毁灭性打击,甚至连都城丸都城(今吉林集安)都丢掉了。

此次讨伐不同于公孙氏的浅尝辄止,毋丘俭等于是全线出击,派出玄菟太守王颀、乐浪太守刘茂、带方太守弓遵深入截击,此战之后,高句丽之前征服的南沃沮(今朝鲜咸镜北道)北沃沮(珲春所在的图们江流域,含今黑龙江省、吉林省部分地区及俄罗斯沿海的一部分)东秽(今朝鲜咸镜南道和朝鲜、韩国的江原道)地区相继叛离,以至于引发了挹娄人的南下。

70年后,高句丽重建了丸都城,并借助西晋永嘉之乱的“东风”,在辽东和朝鲜半岛展开了双方向的扩张,并与南下的挹娄、南方的百济、新罗,屡屡发生战争。

不过,以龙城(今辽宁朝阳)为都城的鲜卑前燕政权对高句丽绝不客气,公元337年建国,342年即出兵讨伐高句丽,攻入高句丽都城丸都城后,前燕军摧毁城市,焚烧宫殿,并掠走了五万高句丽人,甚至将高句丽王父亲的尸骨和母亲带回作为战利品。

次年,高句丽向前燕遣使臣服,只是迎回了先王的尸骨,母亲仍被扣留作为人质,可以说,前燕的这次战争更多的是惩戒和扫荡的性质,目的只是逼迫臣服,解决龙城的后顾之忧。

不过,相对于高句丽这种无法派兵驻守的“荒蛮之地”,前燕慕容氏更加关心阴山南边的花花世界,所以,之后雄踞北方的前燕、前秦,复国后的后燕,对于高句丽并没有大张挞伐,直到后燕末世的407年,之前被掠至龙城的高句丽人高云,反而被鲜卑化的汉人冯跋兄弟推上了皇位,成为“北燕”的开国天王,当然,其地盘也只有龙城一隅。

趁着燕国无暇东顾,公元404年,高句丽也占领了辽东全境,与北燕接壤,并保持了良好的关系,这个时期,正好是高句丽的雄主——好太王、长寿王父子两代活跃在历史舞台的时期,在此期间,高句丽在朝鲜半岛的“三国战争”中取得了绝对优势,不但夺取了汉江平原,打服了百济和新罗,甚至将插手半岛的“倭国”势力折服,在中国东北则征服了扶余和靺鞨,达到了高句丽历史上的极盛。

与此同时,北燕开国君主高云被杀之后,鲜卑化的汉人冯跋、冯弘兄弟相继即位为帝,不过辽西一隅之地和对北方新兴霸主北魏的献女,都无法阻挡拓跋鲜卑的铁蹄,公元436年,北魏大军兵临北燕国都龙城(即今辽宁朝阳)下,高句丽援军先其一步进入了城中,大肆掠夺北燕武库,并掩护城中百姓与北燕末帝冯弘一同东渡辽水,逃亡高句丽,由于北魏安东将军古弼醉酒,竟坐视高句丽与北燕联军离去而未发生战斗。

北燕武库和东渡的辽民,对于高句丽国的国力提升,可以说是决定性的,见《资治通鉴》卷123:

葛卢、孟光入城,命军士脱弊褐,取燕武库精仗以给之,大掠城中。

 

高句丽援军多达数万人,军士穿的竟然是“弊褐”,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破麻袋片子,可见当时它的文明程度之低,而龙城作为前燕起家之地,自永嘉之乱后,就是北方汉人避乱的重要“避风港”,此后,后燕和北燕又经营多年,其武库积蓄和当地工匠、人力的质量,绝非高句丽可比。

这次出兵的规模,也恰恰说明,高句丽长寿王已经做好了为北燕与北魏一战的准备,最终双方的相安无事,纯粹是偶然事件。

更需要注意的是,就在此次出兵的前一年(435年)六月,长寿王刚刚派出使臣安东第一次入朝北魏,“遣使朝献,且请国讳”。

意思是,朝见皇帝献方物,并且了解北魏历代世系先君的名字,好在国内“避讳”,这是非常明确的臣服表态,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非常嘉许,派出散骑常侍李敖亲自出使高句丽国册封长寿王为“高句丽王”。

而在第二年发动对北燕的灭国之战前,北魏特意派出了十几位使者至高句丽、东夷诸国诏谕之,希望断绝北燕的东方援助。

这是一次灭国之战前的外交大战,北燕也并没有束手待毙,遣使向南朝刘宋请封,南朝宋一方面对“黄龙国”(北燕)进行册封,另一方面遣使至高句丽请其支持冯弘。

高句丽的出兵,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应南朝之请。

面对高句丽的出尔反尔,北魏太武帝怒不可遏,立刻将古弼贬为门卒,严惩领兵将领,又派使者勒令高句丽长寿王交出冯弘,却被对方婉言谢绝,声称“当与冯弘俱奉王化”,这个软钉子刺激得太武帝要调动陇右骑卒征讨高句丽,被大臣以国力虚耗,需要休养生息为由劝止。

而雄踞北方的北魏王朝竟然需要调动陇西的骑兵才能征讨东北方向的高句丽,确实说明北魏的军事力量已然运用到了极致,又面临北凉、刘宋、柔然的威胁,根本无余力讨伐高句丽。

然而,拒绝了北魏要求的高句丽,于437年,仍旧遣使朝贡北魏,表现出了十足的恭顺,次年,应寄人篱下的冯弘之邀,南朝刘宋迅速派出使者,要求高句丽将冯弘南送,长寿王最终决定,谁的话也不听,径直杀死了冯弘,吞并了北燕余部。

这个例子,恰恰是高句丽历史上第一次作为一方势力介入“四国纷争”,也是高句丽在南北朝的特殊政治环境下,通过国际矛盾取利的第一次尝试,结果是“本小利大,在完全无损失的情况下,得到了整个北燕残余势力,甚至于还得到了臣属于北燕的辽西契丹、库莫奚部落的力量,将势力范围越过辽河,进入草原。

此后,高句丽对北魏表现出极大的恭顺,终北魏之世共朝贡69次,哪怕北魏分裂之后,对仅仅立国17年的东魏,也入贡了13次,同期,则只是偶尔对西魏和南梁朝贡。

然而,表面的恭顺,其实是高句丽战略发展方向转变的必然结果,早在公元427年,长寿王即迁都平壤,这一方面是对北魏必然灭亡北燕的防范,另一方面是扩张方向转向朝鲜半岛的必然。

高句丽所施行的“五部”+“城邑制”的地方统治模式,实际上构成了类似于中原西周、春秋时代的统治模式,因为西周时代就所谓的王畿“五邑”,属于王室统治的五个重要城邑支点,并在分封诸侯的同时设“监”。

这种模式,在进行军事殖民开拓的过程中,非常有效,可以遍地开花,但是在进行大的“国战”征伐时,方面力量可能力有不逮,王畿的军力增援则会受到距离的限制,所以,在经略半岛的大背景下,高句丽将统治中心由今天的吉林集安,迁至平壤,大大缩短了高句丽王室力量的投放距离。

不过,这次迁都,也造成了高句丽国内势力的“大洗牌”,见《魏书·百济传》:

今琏有罪,国自鱼肉,大臣强族,戮杀无已,罪盈恶积,民庶崩离。

 

这虽然是高句丽的对手百济的抨击之词,却也可见在长寿王时代,高句丽国内的王族、大臣、贵族的内部冲突已经达到一定的烈度。

内部矛盾的激化,西方战略防御态势的缓和,都让高句丽集中力量对百济进行了侵攻,最终导致了一直向南朝臣服的百济在公元472年的唯一一次向北魏遣使求救

然而,无论百济如何泣血求救,北魏孝文帝都拒绝了联合出兵讨伐高句丽的请求,甚至为了取信高句丽,连对百济王的官爵都没有册封,只是派出使者宣谕高句丽,要借道高句丽送百济使者归国。

此时,长寿王作出了非常强硬的反应,直接以与百济世仇为由,驱逐了百济和北魏的使者,无论孝文帝如何言辞切责也不改初衷,最终只得作罢。

要知道,在北魏的外交体系之中,高句丽使者是地位仅次于南朝的排序,这种看重,仍然不能赢来一点面子,甚至于在几年后发生了更恶劣的事件。

公元479年,高句丽竟然与北方强族柔然合作瓜分了“地豆于”部族,更可恨的是,这一瓜分,北魏完全无力干预,只能坐视契丹因为恐惧二者的侵袭,而率领种落内附白狼水,奚族人也因为“地豆于”残部的侵扰,躲到北魏境内避难。

在于北方霸主北魏的数十年较量之中,高句丽通过灵活的外交手腕,游刃于南朝、北胡和北朝之间,一方面给予朝贡尊重,另一方面涉及实际利益寸步不让,又拉着南北两强牵制北魏,让其自始至终不敢对高句丽用兵,正是日后隋唐时代高句丽国策的先例样本。

在东魏被北齐取代之后,高句丽对其态度发生了急转弯,总共27年的时间里,入贡6次,尤其是在北齐后期的17年间,仅入贡2次,转而靠拢南朝,同期朝贡南陈6次。

这种态度变化的根源在于北齐对北方民族采取了强势的进攻策略,而非北魏、东魏时代的一味怀柔。

按理说,北齐面对北方柔然、突厥、契丹、库莫奚的叛服无常,对旁边的高句丽应该更加倚重,北齐文宣帝高洋、废帝高殷也是这么做的,在即位之初,立刻对高句丽予以册封,不可谓不重视。

然而,北齐执行这种怀柔政策时的手段,非常粗暴,见《北史·高丽传》:

(高洋)使博陵崔柳使于高丽,求魏末流人。敕柳曰:若不从者,以便宜从事。及至,不见许。柳张目叱之,拳击成坠于床下,成左右雀息不敢动,乃谢服,柳以五千户反命。

 

啥意思?就是北齐文宣帝高洋带着大军驻扎在营州(即之前的龙城,今辽宁朝阳),派出博陵崔氏的高门子弟出使高句丽,要求其将北魏末年流落高句丽的魏国人送还,结果高句丽王没同意,直接来了个“不服就干”,打得对方吐出了5000户。

这种粗暴的武力威胁,让高句丽感到了极大的威胁,但此时百济、新罗联军在南方大败高句丽,夺取汉水流域,兵锋直指平壤,在北方又与突厥发生战争,以致高句丽南受制于百济、新罗,北受制于突厥,除了屈服别无他法,只能以终止朝贡表示不满。

不过,并没有立刻对西魏、北周和南朝进行朝贡,因为此时西魏立国未稳,南朝则处于梁、陈交替的动荡之中,所以,高句丽采取了坐观成败的态度。

等到局势明朗的北齐后期,高句丽则转向西魏、北周、南陈,以至于刚刚兴起的突厥伸出橄榄枝,以期牵制北齐,而北齐的应对策略,则是转而册封百济和新罗,以抬高高句丽对手的方式进行报复。

正因为如此,当北齐灭亡,北周也很快被隋朝取代的大变革时代,高句丽对中原王朝外交的重心,却是在南陈身上,这是一个非常吊诡的事情。

不过,这种情况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按照韩昇教授在《隋朝与高丽关系的演变》(刊于《海交史研究》1998年第2期)一文中的研究,北齐文宣帝的大征伐之后,受到重创的契丹诸部,在公元555年到584年的30年间,一直是高句丽的藩属。

同时,北齐余孽高宝宁,在北周武帝灭亡北齐之后,即占据营州,先后抗拒北周和隋朝,其后台老板,一为突厥,另一即高句丽。

突厥和高句丽的联手扶持,让高宝宁甚至得以寇掠幽州,支援反叛势力,直到隋开皇三年(583年)才在逃亡契丹的途中被部下杀死,而在此之前,他的求救对象是突厥,而突厥被隋朝卫王杨爽等多路出塞的兵马所牵制,未能出兵援救。

更有意思的现象是,同期的高句丽,在隋文帝代周当年,即派出了不“朝贡”的使团,得到了隋文帝的第一时间册封,此后至开皇四年,高句丽年年入贡,仿佛与北方王朝的关系,又走回了北魏时代的旧轨道。

可是,开皇四年(584年),契丹转投隋朝,这种背弃,恰恰展示了高宝宁灭亡之后,尤其是隋朝出塞击突厥之后,北方势力格局的变化,突厥—高句丽联盟已经处于弱势。

正是这一年之后(585年),高句丽转而向南陈朝贡,实质上是对隋朝逐步通过招纳契丹部落向辽西扩展势力的行为的反应。

不过,隋朝对高句丽仍以怀柔为主,而将主要精力集中于“灭陈”。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隋与高句丽的这短暂的平静期中,隋开皇六年(586年),高句丽迁都“长安城”。

不要误会,这里的“长安城”并不是陕西西安,他们也够不着,这个“长安城”是高句丽于平壤修建的新都,名为“长安城”。

自长寿王于427年迁都平壤的“安鹤宫”开始,至此时,已经有159年,而前一次的迁都,实际上只是营建了新的政治中心“安鹤宫”,而非我们理解的城套城的都城格局,1967年—1970年朝鲜发布的发掘报告显示,安鹤宫遗址约为边长622米的平行四边形,地势自北向南倾斜,宫城内有严格的轴线。

安鹤宫内部的殿堂分区与魏晋时期中原的宫殿非常类似,与池、苑、大同江水的布局关系,则精确仿照了南朝建康宫城的格局,可见长寿王对于东晋、南朝文化正统的认可。

同时,这种以宫城和松散的外郭区,乃至于军事城塞构成的都城布局,被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许宏总结为“大都无城”,属于从先秦传承至东汉、东晋、南朝的一种都城布局方式。

北魏洛阳城平面图

但是,高句丽于586年的迁都,迁入的却是一个内城、中城、外城齐全,并有严格里坊设置的“长安城”,而这种建筑布局,实则始自北魏洛阳城的创建。

也就是说,高句丽在与北朝(北魏)的外交蜜月时代建造了一座严格仿照南朝样式的都城,渗透出的是他们以南朝文化为正统的思维,而在与南朝(南陈)的外交蜜月期里,却建造了一座以北朝样式的都城,这实际上已经转向了北朝正统思维。

当然,更重要是,此时高句丽在朝鲜半岛上的战略态势空前宽松,隋朝的注意力和政治表态,也并未表现出对辽东的迫切兴趣,高句丽王室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满足于朝秦暮楚的“小弟”角色,而是谋求区域中心的地位了。

然而,南陈的灭亡,给了高句丽当头一棒,开皇十年,“高丽王高阳闻陈亡,大惧,治兵积谷,为守据之策”。

也就是说,高句丽开始了备战,并在次年正月和五月两次遣使朝贡、献方物,考虑到行程的因素,使者的派出,也当与“大惧”有关。

不过,自此之后,高句丽一直到开皇十七年才派出朝贡使者,而也就是这一年,隋文帝赐高句丽王玺书斥责其“诚节未尽”,以及“驱逼靺鞨,固禁契丹”,并发出了赤裸裸的威胁,见《资治通鉴》卷178的记载:

是岁,上(隋文帝)赐汤玺书,责以“虽称藩附,诚节未尽”。且曰:“彼之一方,虽地狭人少,今若黜王,不可虚置,终须更选官属,就彼安抚。王若洒心易行,率由宪章,即是朕之良臣,何劳别遣才彦!王谓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丽之人,多少陈国?朕若不存含育,责王前愆,命一将军,何待多力!殷勤晓示,许王自新耳。

 

南陈的灭亡,意味着中国的统一已经不可阻挡,作为中国旧土的辽东,究竟自处,已经成为现实的问题,否则,你的人有南陈多?你的天险有长江宽?惹急了我,就灭了你,不过,如果你谨守臣节,我就不动刀兵,省得派官治理的麻烦。

所以,隋文帝的玺书实质上是一颗定心丸,表态只要高句丽真心臣服即可维持独立存在,所以,在高丽王汤死后,高句丽王元刚刚即位,即上表表示臣服。

然而,不到一年的时间,变故发生。

(开皇十八年)春,二月,甲辰,上幸仁寿宫。高丽王元帅靺鞨之众万馀寇辽西,营州总管韦冲击走之。上闻而大怒,乙巳,以汉王谅、王世积并为行军元帅,将水陆三十万伐高丽,以尚书左仆射高颎为汉王长史,周罗睺为水军总管。六月,丙寅,下诏黜高丽王元官爵。汉王谅军出临渝关,值水潦,馈运不继,军中乏食,复遇疾疫。周罗睺自东莱泛海趣平壤城,亦遭风,船多飘没。秋,九月,己丑,师还,死者什八九。高丽王元亦惶惧遣使谢罪,上表称“辽东粪土臣元”,上于是罢兵,待之如初。

 

高句丽王元亲自率领靺鞨联军1万多人进攻辽西,被隋朝的营州总管韦冲驱逐,这直接触怒了隋文帝,派出了汉王杨谅率领水陆军30万讨伐之,没想到后勤不济,大军损失殆尽,而高句丽也给了台阶,就此罢手。

这个事件,韩昇教授的考证是因为高句丽境内契丹别部的叛离,导致了高句丽王的追击,以至于进入了隋朝的辽西境内,这也是之前隋朝痛斥高句丽的“固禁契丹”的现实反应。

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却不能解释一个问题,就是,如果高句丽军是为了追逐一个叛逃的契丹别部,为什么要由“高丽王元”亲自率领?

所以,要么,这是隋朝边将设计的一个借口;要么,这就是高句丽王元亲自挑起的战争,而无论是哪种可能性,都说明,隋和高句丽双方之中,有一方需要一场战争。

而从准备情况来看,绝不是隋朝,那主谋者只能是高句丽。

首先,汉王谅军出临渝关,值水潦,馈运不继,军中乏食,复遇疾疫。

这条记载意味着隋军主力是经临渝关出发,沿辽西傍海道北行,这条路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狭窄和沼泽密布,所以,一旦遭遇水灾,交通就会被彻底截断,数十万大军直接就被卡在塞外了。

其次,从东莱渡海奔平壤,沿路遇风,漂没极多,意味着一是对沿海风信气候不了解,另一方面就是船只太小或船型不合适,抗风能力太差。

最后的结果,则在轻描淡写中透着残酷:

秋,九月,己丑,师还,死者什八九。

 

农历六月出临渝关,九月即回师,短短3个月时间,30万大军死者80—90%,也就是光死者就达到了24万—27万人。

之所以是这样一个结果,根源就是“主因怒而兴师”,刚刚混一南北的隋文帝正在建功立业的兴头上,任何直接的尊严挑战,都会要求臣子以最快的速度打回去,而这个举动,恰恰是高句丽最乐见的。

为什么?

因为历史地理与今日地理之不同。

今天从关内到东北,通过辽西走廊,地势平坦,非常容易,但是在隋唐时代,华北平原和东北平原的地貌与今天有根本的不同。

首先,华北平原在今天雄安一线到大海,被一系列的大湖泊和河流、沼泽,隔为两段,北端以幽州为中心,人口稀少,处于半农半牧的阶段,南端有一系列的人口密集区,如相州、魏州等地,是农业非常发达的地区。

这样的地形,使得汉代到北朝的河北地区交通,依赖于沿着太行山东麓的平缓地带行进,形成了一系列的城市群。

直到隋炀帝开大运河,河北地区开出了新的“东道”,就是靠近大海,沿运河水路北上到幽州的路线。

可以说,哪怕是在当时隋唐的国境内行军,这两条路也绝对算不上好走

更大的困难出现在从北京到东北的道路上。

在隋唐时代,辽西走廊仍未“干透”,你没看错,就是干透,沿着山海关出关的路线,也称辽西傍海道,在这个时代仍旧是泥泞的险途,沿途有大量的沼泽,道路狭窄,并不利于大军的大规模行动。

在汉代前后,进入东北的路线,比较便捷的,往往是出燕山山脉后,北上医巫闾山山麓,进入辽西大凌河谷地带,北上营州,也就是今天的辽宁朝阳,经草原地带再折向东方渡过辽河,进入东北腹地。

这是一条持续了1000多年的传统道路,通过效率也实在说不上高。

进入今天的辽宁省腹地之后,当时辽东的重要城市都在辽河沿岸,其下游流域又是一个庞大的水网沼泽地带,大部分地区人烟稀少,只有部分城池中有一定数量的人口聚居。

所以,隋唐征伐高句丽的陆上后勤线,等于是在缺少居民聚落依托的情况下,从幽州前推近2000里,这一路上,完全用人力、畜力推进,消耗之大可想而知。

地理的因素,我们可以视为“天灾”,而隋朝的赋役制度,则只能称作“人祸”。

隋文帝本就不愿意给地方官府或者说府库保留过多的粮食和物资,而乐于将这些租调存放在关中、河东的国家大仓之中,这是一种强干弱枝的手段,对于从北齐手中征服的河北地区,尤其如此。

这就意味着,虽然汉王杨谅所统辖关东州郡人口众多、土地广袤、农业发达,却并不掌握多少物资,“就近取材”或是“远路调拨”,都会面对上文中提到河北道中部天然水网阻隔的问题。

也就是说,在大军出发的后勤总基地所有的物资,可能就是小猫三两只。

从开皇十八年二月作出战略决策,到六月份,大军已经开拔出关,也就意味着整个战争准备时间满打满算不到4个月,对于《李卫公兵法》中强调要有3个月合练的隋唐行军而言,整个战争准备的时间相当于没有。

所以,大军甚至还没有推进到高句丽境内,只是出了临渝关,就已经被辽西地区的恶劣交通折磨得断粮、疫病,整个战争可以说一开始就输了。

如果说,这只是因为恶劣交通的问题导致的后勤总崩溃,恐怕难以令人信服,真正的根本原因,应该是为了应付隋文帝的“严令”,整个河北地区的官僚系统全速运转,也不足以支撑一支后勤补给线长达3000里的大军的供应,这是“国力”的问题,也是“组织能力”的问题,都不是一两道圣旨能够解决的。

这次战败,直接导致了隋文帝对高句丽态度的大转弯,哪怕是百济主动要求联兵攻打高句丽都遭到了冠冕堂皇的拒绝,原因很简单:

紧随其后的开皇十九年,隋朝派遣六名总管分道出塞讨伐都蓝可汗,这实际上开启了隋朝扶持突利可汗,也就是日后的启民可汗全取东突厥汗国的一系列战争的序幕,这场纵横捭阖的大战略,一直到隋文帝仁寿三年方才收官,启民可汗彻底臣服于隋帝国的治下。

所以,为了“里子”,也就是北方更大的威胁,隋文帝只能坐视自己承受了巨大损失的征辽战争无疾而终,而到了隋炀帝大业三年,启民可汗在榆林朝见隋炀帝,双方表演一场君臣尽欢的戏码时,高句丽在突厥汗廷的使者被启民可汗自己抛了出来。(见《隋炀帝为什么宁可困死江都也不回关陇贵族的老巢?》)

按照《隋书》的说法,隋炀帝此时就定下了征辽之策。

所以,隋炀帝征辽并不只是为了自己的“面子”,更是为了其父隋文帝的“面子”,一定要把这个依靠山高水险而抗拒天威的小国彻底征服。

同时,东突厥汗国在启民可汗的治下回归统一,势力渐渐恢复,高句丽都开始主动地勾勾搭搭,也就意味着,如果不能对东突厥进行足够的武力威慑,很有可能会发生叛离,这对于隋炀帝而言,更是不可接受的。

所以,远不同乃父,隋炀帝为征辽战争进行了充分的准备,无论是水军的战船,还是运粮的大运河,甚至是事先在辽西的积谷存粮,都昭示着他要进行一场大规模武装游行的野心和决心。

实事求是地讲,如果不是为了向东突厥和各国使者耀武扬威,隋炀帝完全不需要动员高达200万人的力量,进行这样一场战争,他只需要派遣几路大军一步步地蚕食过去,就可以在与高句丽的国力对耗中获胜。

问题是,他的目标根本不是高句丽,而是被隋朝的战略据点营州与高句丽隔开的东突厥汗国。

一个最显着的例子见《资治通鉴》卷181:

壬午,诏左十二军出镂方,长岑、溟海、盖马、建安、南苏、辽东、玄菟、扶馀、朝鲜、沃沮、乐浪等道,右十二军出黏蝉、含资、浑弥、临屯、候城、提奚、蹋顿、肃慎、碣石、东施、带方、襄平等道,骆驿引途,总集平壤,凡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二百万,其馈运者倍之。

癸未,第一军发;日遣一军,相去四十里,连营渐进;终四十日,发乃尽,首尾相继,鼓角相闻,旌旗亘九百六十里。御营内合十一卫、三台、五省、九寺,分隶内、外、前、后、左、右六军,次后发,又亘八十里。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

 

另见《资治通鉴》卷180:

太府卿元寿言于帝曰:“汉武出关,旌旗千里。今御营之外,请分为二十四军,日别遣一军发,相去三十里,旗帜相望,钲鼓相闻,首尾相属,千里不绝,此亦出师之盛者也。”

 

上一条,是隋军第一次征高句丽的军队布置,与大业三年隋炀帝北巡突厥时,元寿所提出的对东突厥耀武扬威的编成,几乎完全一样,只是把相去30里改成了40里,旌旗千里不绝,完全一致,等于是将当年因为防卫需要而不得不放弃的“耀武”之法,用在了高句丽战争中,到底是给谁看的呢?

另有一种解释说,隋炀帝、唐太宗、唐高宗的战争目的是为了截断内亚延伸至草原再到东北平原和朝鲜半岛的贸易路线。

问题是,从草原进入东北平原的交通枢纽就是营州,这个枢纽,被隋唐两代牢牢地控制在手中,突厥与高句丽势力沟通的路径,不但被其阻隔,还被长期游牧在辽西的契丹人所阻隔。

无论是隋炀帝,还是唐太宗、唐高宗征辽时,契丹人,都已经脱离了突厥、高句丽的控制,转而服属于中原王朝,也就是说,辽东和草原的沟通,在战争发起前,就已经被隔断。

这也是三者之间的第一个共同点。

第二个共同点就是,这三位皇帝发起征辽战争时,草原帝国都已经是中原帝国的臣属,也就是说,不再成为公开的边患。

所以,说征辽战争是为了截断某个现实存在的联系,本身属于臆测,但是,一个比较虚幻,却极为重要的问题,也就摆在了隋唐帝王的面前。

那就是,如何让草原人长久地臣服于“圣人可汗”、“天可汗”?

既然不能动刀兵,对方又是畏威不怀德的蛮夷,那么,超大规模的“军事示威”,又可以顺道“复中国旧疆”、“报中国子弟之仇”,何乐而不为呢?

况且,只要跨越了山海屏障,高句丽的国力和战力远远不能和东突厥相提并论,摧毁它远比再灭亡一次东突厥更容易,可以说是最合适的“开刀”对象,更何况除了隋炀帝时代之外,唐太宗和唐高宗所面对的,都是一个内乱分裂的高句丽,处于最虚弱的状态,征服它正是时机。

至于隋炀帝为什么拼了命也要征服高句丽,根子就在这个“服”上,隋炀帝三次出师,最终满足的,也不过就是“臣服”,而非消灭,也就是说,他对高句丽的态度,与隋文帝并没有什么不同,这也就否定了当下很多关于“统一”的解释,或是那些将高句丽视同于辽、金、后金的奇谈怪论,试问,如果只是高句丽只是诚心臣服,而不上版籍,又算哪门子统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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